相逢何必曾相识

2020-01-01 08:00

  等有一天我们这伙人真都老了,七十,八十,甚至九十岁,白发苍苍还拄了拐棍儿,世界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了,我们已经是(夏令时)傍晚七八点钟的太阳,即便到那时候,如果陌路相逢我们仍会因为都是“老三届”而“相逢何必曾相识”。那么不管在哪儿,咱们找一块不碍事的地方坐下——再说那地方也清静。“您哪届?”“六六。您呢?”(当年是用“你”字,那时都说“您”了,由此见出时间的作用。)“我六八。”“初六八高六八?”“老高一。”“那您大我一岁,我老初三。”倘此时有一对青年经过近旁,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,疑心这俩老家伙念的什么咒语。“那时候您去了哪儿?”“云南(或者东北、内蒙、山西)。您呢?”“陕北,延安。”这就行了,我们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。这永远是我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,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。六六、六七、六八,已经是多么遥远了的年代。要是那一对青年学过历史,他们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语,那是二十世纪中极不平常的几年,并且想起考试时他们背诵过几个拗口的词句:插队,知青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(中国散文网);(中国散文网);如果他们恰恰是钻研史学的,如果他们走来,如同发现了活化石那样地发现了我们,我想我们不太介意,历史还要走下去,我们除了不想阻碍它之外,正巧还想为“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”世界有一点用处。
   
   我们能说点什么呢?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。几十年前的喜怒哀乐和几百几千年前的喜怒哀乐一样,都根据当代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想象罢了。我们可以讲一点儿单凭想象力所无法触及的野史。
   
   比如,要是正史上写“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、边疆”,您信它一半足够了,记此正史的人必是带了情绪。我记得清楚,1968年末的一天,我们学校专门从外校请来一位工宣队长,为我们作动员报告,据说该人在“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”上很有成就。他上得台来先是说:“谁要捣乱,我们拿他有办法。”台下便很安静了。然后他说:“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。”台下的呼吸声就差不多没有,随后有人带头喊亮了口号。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简洁有力:“你报名去,我们不一定叫你去,不报名的呢,我们非叫你去不可。”因而造成一段历史疑案:有多少报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?
   
   什么时候也有勇敢的人,你说出大天来他就是不去,不去不去不去!威赫如那位工宣队长者反而退却。这里面肯定含着一条令人快慰的逻辑。
   
   我去了延安。我从怕去变为想去,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,是以后屡屡证明了的惯做白日梦的禀性所致,以及不敢违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。唯当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和翻山越岭北上的卡车时,才感受到一缕革命豪情。唯当下了汽车先就看见了一些讨饭的农民时,才于默然之间又想到了革命。也就是在那一路,我的同学孙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。那是一本《农村医疗手册》引发的灵感。他捧定那书看了一路,说:“咱们干赤脚医生吧。”大家都说好。
   
   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,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。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,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。立哲要是精于政治,“四人帮”也能懂人道主义了。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,仅此而已。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,是贫病交困的农民们把他送上了行医的路。所以当“四人帮”倒台后,有几个人想把立哲整成“风派”“闹派”时,便有几封数百个农民签名(或委托)的信送去北京,担保他是贫下中农最爱戴的人。
   
   我们那个村子叫关家庄,离延川县城八十里,离永坪油矿三十五里,离公社十里。第一次从公社往村里去的路上,我们半开玩笑地为立哲造舆论:“他是大夫。”“医生噢?”老乡问,“能治病了吧?”“当然,不能治病算什么医生。”“对。就在咱庄里盛下呀是?”“是。”“咳呀——,那就好。”所以到村里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立哲看病,我们七手八脚地都做他的帮手和参谋。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婆儿——发烧、发冷、满脸起的红斑。立哲翻完了那本《农村医疗手册》说一声:丹毒。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出来,把红糖和肉松也拿出来。老婆儿以为那都是药,慌慌地问:“多少价?”大伙回答:“不要钱。”老婆儿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身透汗,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。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。立哲再去看书,又怀疑是否红斑狼疮。这才想起问问病史。老婆儿摸摸脸:“你是问这?胎里坐下的嘛。”“生下来就有?”“噢——嘛!”当然,后来立哲的医道日益精深,名不虚传。
   
   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,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。“糠菜半年粮”已经靠近了梦想,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。“一分钱掰成两半花”呢,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,所以才不实行。怎样算一个家呢?一眼窑,进门一条炕,炕头连着锅台,对面一张条案,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,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,便是全部家当。怎样养活一个家呢?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,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,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。民歌里唱“人凭衣裳马凭鞍,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”,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他,婆姨们的苦一点不比男人们的轻,白天喂猪、养鸡、做饭,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,她们要纺线、织布、做衣裳,农活紧了她们也要上山受苦,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。民歌里唱“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,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”,差不多是真的。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,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,又能省下几个钱。民歌唱“出的牛马力,吃的猪狗食”,说是夸张吗?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,要是换了草原上的牛马,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。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,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,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,然后卖成钱,买盐,买针线、农具、染布的颜料、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,余下的逐年积累,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。唯独狗可以忽视,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。然而,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,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,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;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,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——含满了惭愧和自责,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。我彻底厌恶“儿不嫌母丑,狗不嫌家贫”的理论。人不是一辈子为了当儿子(或者孙子)的,此其一;人在数十万年前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动物,此其二;第三,人若不嫌母丑母亲就永远丑下去,要是不嫌家贫闹革命原本是为了什么呢?找遍陕北民歌你找不到“狗不嫌家贫”这样的词句,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,苦难中的别离,煎熬着的深情,大胆到无法无天的爱恋:“三天没见哥哥面,大路上行人都问遍。”“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,梦也梦不见你回来。”“白格生生蔓菁绿缨缨,大女子养娃娃天生成。”“我把哥哥藏在我家,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。”“陕北出了个刘志丹,他带上队伍上横山。”“洗了个手来和白面,三哥哥吃了上前线。”“想你想得眼发花,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。”“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,受苦人过得好光景。”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,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。在山里受苦时,乡亲们爱听我们讲北京的事,听得羡慕但不嫉妒,“哎呀——,哎呀——”地赞叹,便望那望不尽的山川沟壑,产生一些憧憬,说“咱这搭儿啥时也能像了北京似(中国散文网);(中国散文网);”接着叹一声:“不比当年了嘛,人家倒把咱给忘球喽。”于是继续抡动起七八斤重的老镢,唱一声:“六月里黄瓜下了架,巧口口那个说下哄人的话。”再唱一声:“噢,噢,噢嗬,噢嗬嗬,噢嗬嗬——!说是了天上没灵儿神,刮风了下雨是吼雷儿声,我问你就知情是不知儿情(中国散文网);(中国散文网);”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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